“三农”新政之路
时间: 2006-02-17
强势惠农之举在2005年来得如此密集:农业税在这一年成为历史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补贴翻番两年内彻底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已成定局……
  这预示着一个迹象——中国城乡关系将进入“新拐点”。
  但是“三农”沉疴累积已久。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路途上取消农业税只是第一步未来的改革任重道远,需要适时推进全方位改革重整城乡、工农利益格局。

“六字方针”成形

  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“多予、少取、放活”的总方针成型于2003年以后。
  改革从“少取”起步。2000年安徽省率先试行农村税费改革,至2005年底全国从法律上正式取消农业税。此前已取消了乡镇“五项统筹”、村级“三项提留”、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的不合理税费。目前“少取”的任务已接近完成。
  “多予”则是大幅度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、公共卫生和合作医疗、农村基础设施的支持同时对农民给予“直接补贴”包括“粮食直补”、“良种补贴”、“农机补贴”等。2003年我国首次由财政注资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验2005年8月10日政府决定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程中央财政对参保农民的补贴从每人每年10元增加到20元地方财政对农民的补助也随之同比例增加。原定2010年前新型合作医疗基本覆盖中国农村的目标被提前到2008年。
  至2005年底被称为“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改革”的巨额财政注资计划启动。未来5年内各级财政将新增2182亿元支撑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其中中央财政新增1254亿元。目前,该项改革已进入实施阶段中央财政对西部12个试点省份已预拨36.9亿元。
  2005年除夕临近的时候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,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“三个不低于”的“多予”政策即2006年“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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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”。
  而所谓“放活”则更多地指向“农村体制改革”借此释放农民的主体性、创造力主要包括征地制度改革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、农村综合改革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。
  观察家指出在未来一段时间“多予、少取、放活”依然是我国政府推进农村改革的总指针。

“新政”重点和难点

  “多予、少取、放活”六字方针已成共识。“少取”之外“多予”更将成为“三农”新政的重点而重在破旧立新的“放活”将成为最大难点。
  “三农”问题盘根错节。税费改革前农业税、“三提五统”一直是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。所谓“三提五统”是乡镇“五项统筹”和村级“三项提留”的简称其由农民缴纳主要用于乡村办学、计划生育、民政优抚、公路建设、支付村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等。
  可是取消农业税和其他税费后由于相关配套改革没有同时并进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依然存在。
  已有迹象表明由于乡镇机构改革滞后免征农业税后农村乱收费已向教育、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领域转移。在中西部很多地方农民外出打工、结婚登记、新建房屋等都要交纳不菲的费用。
  或许数千亿元乡村负债更是“三农”新政实施的羁绊。据1999年农业部调查统计全国乡村两级债务约为3600亿元据专家估计目前这一数字可能增至6000亿元之多。对此巨额债务中央的政策是“制止新债摸清底数明确责任分类处理逐步化解”。
  2005年7月12日国务院办公厅发文要求“坚决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”。但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形成的巨额“旧债”还是个难题。如果乡镇和村级组织长期负债运行谁能保证中央的各项支农资金不被用来填补“债务黑洞”以解燃眉之急﹖中央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合作医疗基金补助力度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道德风险。
  为了应对窘境以乡镇机构改革、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从2004年7月正式启动但目前步伐依然艰难据财政部统计2002年以来中央财政为推行税费改革每年都要转移支付数百亿元2005年则高达664亿元。但改革前全国乡村两级正常运转的费用是每年1250亿元左右中央的转移支付远不能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资金缺口。
  为此政府开出的药方是撤乡并镇推进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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。可以说正是税费改革作为一种“倒逼机制”启动了农村综合改革。

城乡关系“新拐点”

  从根本上说“三农”新政的目标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更重要的是全面清理旧体制下的“农村税费体系”,正本清源告别偏重城市的财政体制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。
  2004年10月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首次提出“两个趋向”的论断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总是从农业中汲取积累发展工业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工业就应该反哺农业城市就应该支持农村。
  2004年底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指出中国整体上已经到了“以工促农、以城带乡”的发展阶段应该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更主动地解决“三农”问题。此后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“十一五”规划的建议中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作为未来5年的农村政策目标被提出来它标志着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大转折。
 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农民作为弱势群体将受到来自国家的更多支持和保护更重要的中国农业和农民将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在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同时也将承受经济全球化的压力。
  与过去笼统地强调加快推进城市化不同“新农村建设”标志着我国开始冷静、务实地面对现实问题着手解决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。
  新农村建设绝非简单的小城镇建设或“新村建设”它的最终目标是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,其核心仍然是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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,推进农地制度改革建设公共财政体制,推动农村治理转型,统筹城乡协调发展这也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正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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